文史钩沉：永安的反运动＊本文摘自《永安文史资料》第十六辑(1997年12月)，作者陈华森、黄瑞妹，原标题《永安的反运动》

　　永安境内山岭耸峙，村庄分散，人烟稀少，交通不便，盗匪频繁出没。土地时期，全县有大刀会员千余人，政府豢养的军、政、党、团、特务组织与城乡恶霸、地主、封建势力沆瀣一气，作威作福，使永安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

　　27年（公元1938年）5月，福建省政府内迁永安时,永安就有军统、中统两大特务系统，专事破坏党组织，绑架、密捕、残害党员和群众。

　　军统——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）福建站设在永安东坡村12号，管辖南、北两站，永安为北站，负责人为路鹏。29年闽北站扩大，在永安设组，组址设在城关抚沟街新村8号。34年迁址民权路12号，配有电台一部。抗日战争胜利，省政府迁榕，永安军统由县长陈仁庆主持。36年5月，省派冯望峰为永安区直属通讯员“特种联席会秘书”，与陈仁庆共管全县情报。

　　军统在永安设有秘书、行动和通讯3个股，其势力渗透到宪兵营、局、自卫队、军事科、财政科、教育科、公路局、参议会、青年党、民社党、三青团以及各民间组织，其活动地区遍及永安各乡镇。省府迁榕后，以县参议会为据点，被外界称为“道坛”，中坚人物8人，被称为“八道”。

　　中统——（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)，于省府内迁永安时，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主任为赖文清，永安区区长为蒋海容。32年县党部干事林成龙纠集地方部分青年投靠永安区负责人马克旋，参加中统组织。省府迁榕后.中统在永安设办事处，赖裕生为主任，中坚人物12人，被外界称为“十二仙”，其活动据点在县党部，被称为“仙洞”，控制着康乐新村，县农会、妇女会和造纸业工会，城乡还设有通讯网。

　　特秘会——(党政军警特特种联席汇报会的简称),1946年2月27日根据“福建省各县市党、政、军、警、特特种联席汇报会通则”而设立。永安县“特秘会”由县长任主席，首次化名为“吴可兴”，后时有变动。其任务为：搜集、汇报、研究和处理“”、“剿共”事宜，设有通讯信箱、代号，行文概用化名，不盖机关关防。

　　情报网——33年2月6日，福建省主席刘建绪给永安县局、自卫队下密令：永安为省会所在地，人事复杂，应迅速建立“肃奸”组织。10月24日，上桂等10个乡镇已成立“肃奸小组”，各保成立“除共队”，厉行“防共连保”。35年5月13日，由县党部吴寿元、三青团戴积辉、县政府翁正卿、宪兵营李连直、局王鼎新、军事科林添熙等联合组成“永安县肃奸队”，由“调统局”专员张忠杰、县党部长廖可祯任正副队长。36年为防范、剿灭党，把全县划为5个情报区，其任务为搜集治安、财产、征兵、和一般情报等五个方面的情报。

　　密捕党员，爱国志士——28年9月19日,福建省保安司令部给县长叶长青发来秘第908号密令：对有左倾思想的楼德华（党员）派员侦察监视。30年5月，国民学校校长张佩玉，因“奸党”嫌疑，被密捕送往梅列训导营管训。8月，省立师范学校林守为、省改进出版社编辑萨一佛、校对员郑贞等3名党员被密捕，押送省党部。31年1月，省银行仓库管理员陈慈铭等9人，组织自学生活会，研究党书籍，被以“奸伪”外围组织密捕。12月11日，省音专毕业生白文愤谈论党，被校长告密，扣发毕业证书，送梅列训导营管训。32年6月26日，省特秘会第三次汇报会上决定：三青团工作侧重在学校。防奸小组将省音专教授黄飞立、章彦、程静之，省师范学校赵天问、何柏华（女）等以有“奸党”嫌疑而被秘密监视。省立音专学生陈宗谷、许文辛、金希树等7人被密捕，3人被送上饶集中营。35年9月，县局逮捕党人张开洪、蔡佩英夫妇，局长徐飞因“督剿”有方、司法股长郑清德审理有方、侦缉队长高文焕破案迅速，被上司各“记功一次”，侦缉员郑伟光、查裕华“办案努力”各嘉奖一次。36年6月22日，县局派侦缉员在安砂、贡川、洪田和西洋等乡镇配合省保安第八团第三大队“剿共”，县长陈仁庆命令：甘沙卿（三青团宣传股长、军统）在邮政局检查来往邮件。38年3月17日，永安师范学校爆发，校内特务周必勤向“特秘会”吴可兴密告是“奸党煽动”，并列出教员陈福联、林德清、聂诗治、陈幼文和学生林维等9人名单，全部被密控。

　　制造永安大狱——34年7月11日，在永安的少将特务俞嘉庸奉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密令，密捕福建省政府参事杨潮(羊枣），福建省政府随从秘书谌震。继之,事态不断扩大，被捕29人，拘留的1人，软禁的1人。35年1月11日，杨潮死于杭州监狱。杨潮之死，激起全国知名人士的强烈，也激起了国际界对的强烈谴责。

　　破坏闽中特委游击队——34年9月10日，福建省第五绥靖区指挥部要员在永安召开有永安、大田、漳平、永春和德化等县县长、军事科长参加的军事会议，“商椎绥靖”方针，“围剿”闽中特委。9月25日，闽中特委游击队从大田县太华退入永安、大田交界处的莲花山，被军队堵袭，林友梅（林大蕃之妻）等9人被捕，6人牺牲。9月29日，西洋乡长邱锁承向县长陈仁庆报告：“得悉一部‘奸匪’窜入，正在围剿中”。陈仁庆一面急命驻桂溪村的军事科长蔡建三向西洋进剿，一面指定邱承出动全部警备兵、国民兵追剿。游击队在内炉、黄洋之间被包围，苦战至弹尽粮绝，全部殉难。事后,绥靖区指挥部给“有功人员”发奖金10万元，军事科长蔡建三得5000元，西洋乡长邱镒承得2000元。

　　福建解放前夕，在向溃退之际，其军政要员和各系特务头目，对所属进行“应变”部署，成立“民众武装”，开展“敌后战场”，妄图“保存力量，伺机而动。”1950年5月，抗美援朝开始，永安一些党团特分子认为“时机已到”，纷纷破土而出，打着各种反人民的反旗号，公开张贴布告、标语；攻打区、乡政府，袭击解放军小分队，暗杀人民政府专员、县长、区乡干部和群众；火烧民房、仓库、桥梁；割电线破坏交通设施。他们图谋建立“县政府”，已委派了“县长”、“科长”，刻制大印、策划推翻我新生的人民政权。

　　中央根据当时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形势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，于1950年10月10日，发出《关于反活动的指示》（简称“双十指示”）爱游戏ayx。指示“必须一切反活动”，“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、特务、恶霸及其他反分子。”永安县委在上级领导下，一场坚决、彻底、干净、全部地肃清一切反分子的运动在全县范围内，雷厉风行，大张旗鼓地展开。运动从1950年11月开始，至1953年止，历时三年，胜利结束。

　　永安县委召开会议，贯彻“关于反活动的指示（即“双十指示”），成立以代县长邢芳亭为主任委员的“永安县裁判委员会”，开展“镇反”运动，与土改、反霸、肃特和剿匪结合进行，全线出击，彼此支援，相互呼应。镇反运动把打击的锋芒对准土匪、恶霸、特务、党团骨干和会道门头子。按照“严肃与谨慎相结合”的方针和“与宽大相结合”的政策，对其中有血债、有民愤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分子，坚决。为大张旗鼓，有秩序地进行，事先做好放手发动群众，调查摸底，核实材料等工作，经县裁判委员会审查批准后，统一行动。逮捕了符合“镇反”条例的反分子，缴获了机枪3挺，长枪293支，短枪47支，5538发，土炮42门，印信18枚，委任状37张，以及臂章、杀人布告、标语等一批罪证。

　　在公审大恶霸陈邦文时，轰动了永安城，县体育场水泄不通，要求上台控诉的群众争先恐后。陈邦文是军统特务，民社党永安筹备委员。1934年率兵围剿我闽西工农红军，1939年当洪田乡长时，又带兵围剿我游击队，杀害游击队员和群众6人。1949年7月和大土匪王仁锋勾结，占据永安县城，成立“第六区保安大队部”，阻挠永安解放。他还在城内大设赌场约70-80个，半年里搜到人民血汗银元二万八千余元，逼得群众典妻卖子，倾家荡产，农民陈日举、张洪兹投河。他还妇女20余人，在东门外枪杀农民雷同声时，还割下他的生殖器。他又诬陷李志萍私藏，抓去灌尿水，诈去光洋106元。解放后，假投降，藏好枪，缴坏枪，暗中组织“救”。被捕后，在狱内与匪特林锦生组织犯人，妄图夺枪越狱。群众的血泪控诉，激起了公愤。当枪声一响，许多群众围到刑场，恨不得要挖他的心，剖他的腹。安砂乡吴福余时，受害人上台控诉：吴在当保卫团队长时，曾杀害红军5人，烧毁民房200余间，妇女吴胜连等20余人，控诉人愤怒万状，泣不成声。吴被枪决后，一位60多岁的石碧乡农民跪在毛主席像前，激动地说：“几十年的苦水无处诉，想不到您领导我们翻了身，伸了冤，报了仇！”中统特务、永安县代长吴永福，解放前夕投靠江瑞强、赖裕生股匪，组织土匪武装，袭击区、乡政府；后又投靠詹国鼎股匪，当匪“东南人民救闽南军区闽中军分区第七总队“政工室主任”，指挥邓福良杀害我农会主任李如佬、积极分子江其炜。1951年7月16日永安县第一届第四次人代会的第三天，各界代表愤怒控诉反罪行，将特务、惯匪、恶霸吴永福等13人判处死刑，当场执行枪决。同时，释放罪恶较轻的26人，体现了“与宽大相结合”的政策。全县倾听控诉实况转播的群众达三千余人。大会结束后，吉岭乡农民提出：“歇七天不生产，也要全村男女老少齐动手，活捉匪首詹国鼎。“城区群众在会后，还参观了“反罪证展览”，亲眼看到匪特杀人凶器、杀人布告、委任状、印信等罪证，觉悟大大提高，纷纷起来用实际行动投入镇反运动。几天来，人民公安机关收到各界人民检举信1100余封，扭送各类罪犯50余人到各级政府，要求严办。青水区3000余群众，不分昼夜，轮流配合剿匪部队围剿惯匪王仁锋。在击毙王仁锋时，龙吴村农民群众杀鸡宰鸭，沽酒庆贺。青水区在广场举行庆功大会，表彰有功的解放军，大会隆重，气氛热烈。三区群众也行动起来，剿匪的热情高涨，迫使匪属坐立不安，罗俊燕的儿子张康松在匪“东南人民救闽南军区闽中军分区第七总队”当大队长。晚上回来时，被罗锁在楼上房间里，报告民兵，将其捉获。城区妇女游某检举特务丈夫罗贤士的罪行。魏坊乡的魏秀聪在大会上大义灭亲，控诉恶霸父亲魏泽燕。机关内部有各种问题的人，也分化瓦解，各自主动向组织和领导投案自首或坦白交代。

　　镇反运动第一阶段，到此基本结束，共召开各种大会31场，受教育群众达5.4万人次。这时，某些干部也开始滋长“左”的倾向。永安县委遵照上级指示及时作出决定：今后除现行破坏的反分子必须捕办外，暂停捕人。捕人的批准权收回到地委，并明确规定：凡可捕可不捕的一律不捕;可杀可不杀的一律不杀；集中力量清理积案，对大批罪恶较大，但可以不杀的反分子，依法判处有期徒刑，强制劳动改造。贯彻“改造第一，生产第二”的方针，组织他们进行各种劳动。

　　在清理积案，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，与秋收、土改、建政和抗美援朝等紧密结合，反复宣传《镇反条例》和开展调查研究，发动群众检举揭发、控诉，有计划、有准备地开展二期“镇反”运动。1951年12月11日，县委召开首届治安模范代表会，总结第一阶段镇反工作经验。同时，部署今后防奸、防特治安保卫任务，进一步激发代表们的积极性，又揭发出一批该杀而未杀，该捕而未捕，该管而未管的漏网反分子。如安砂大恶霸陈存志，在永安潜逃后，匿藏在福州五显巷被追捕归案；曹田村惯匪吴家全被发动起来的群众从山洞里抓回。我县还协助长汀、龙岩、连城、安溪、三元和永定等地抓获外逃我县的土匪、恶霸和反分子共37名。这次活动，结合永安的反对贪污、反对浪费，反对官僚主义的“三反”运动和清理“中层”、“内层”运动，将清理出来的人，按不同情况作出不同的处理。为了再次给尚未归案的反分子有一个自新的机会，全县开展对党、团、特和会道门头子进行登记，发动他们坦白交代自己的问题，检举揭发其组织、成员的活动情况。对全县已登记的党团特分子均建立了管理制度，各乡也建立了治安保卫委员会，对被管制的人加强监督改造。

　　第三阶段（1952年12月-1953年12月）以肃清山区结合部和偏远小山村残余反分子会道门头子为重点。

　　经过对第一、第二两个阶段的镇反运动的检查，大部地区运动比较彻底。但山区结合部、偏僻小山村的群众发动不充分，隐藏的反分子没有被揭露出来。如永定县外逃的党团骨干藏匿在安砂的龙下村；丰田洋村群众说：惯匪当村长，坏人占便宜，好人受管制。为迅速改变这种不正常局面，县委统一抽调力量，组成工作组，从解决群众切身利益、生产和土改入手，有计划、有步骤地进行“镇反运动”的“补课”，在热西乡挖出匪“中国闽南人民自由军”第二中队中队长蔡宜达，副中队长蔡宜森等22名。他们潜伏在农会，窃取主任、文书、武装委员、组长等职务。中统特务谢傅君，系四区汶州乡曹岩村人，解放前历任联保主任、代表主席，曹岩村区分部。解放初期他投入匪“东南人民救闽南军区闽中军分区第七总队”当中队长，1950年4月率匪袭击曹岩村工作组，参加杀害四区宣传科长阮文森，在我剿匪压力下，1950年12月潜逃，多次搜捕未获。1953年1月21日，他潜回躲在家中的柜子里，被我公安人员搜捕时，拒捕击毙。经过这一阶段运动，全县除2名匪首下落不明外，镇反运动在我县胜利完成。

　　这一场伟大的“镇反”运动是必要的、正确的、成功的。主席说：“我们在肃清反方面的成功，无疑是我们国家巩固的重要原因之一。”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，对镇反运动再次作了肯定。